
[논문 기고자: 머우융(牟勇)] 牟勇, 男,湖北利川人,毕业于武汉大学,清华大学,重庆对外经贸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首任院长,现为西南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经贸分中心研究员。
(머우융, 남성. 중국 후베이성 리촨시 출신으로 우한대학교와 칭화대학교를 졸업했다. 충칭대외경제무역대학교 마르크스주의학원 초대 원장을 역임했으며, 현재 시난대학교 국외마르크스주의이론 전공 박사과정에 재학 중이다. 또한 충칭시 중국특색사회주의이론체계연구센터 대외경제무역 분센터 연구원으로 활동하고 있다.)
内容摘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始终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尤其从生态维度深化了对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东方社会理论的理解:该理论强调,部分国家基于自身特殊国情,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阶段并规避其内在危机,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本质上是通过跨越资本主义的普遍性发展阶段与系统性危机,最大限度免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各类灾难。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态实践进程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提供了中国方案。本文立足全球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主题,围绕美丽中国建设的核心目标,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维度,分别从现代化的科学性探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文化自觉、社会主义生态意识的价值特征,以及哲学意志、制度支撑与人民诉求的内在统一性四个层面,系统探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意识的体系化建构路径。通过批判分析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内在利弊,科学把握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从普遍性中归纳一般性规律,从一般性中抽象出中国特色的特殊性内涵,进而阐释构建超越资本主义生态意识的社会主义生态意识的理论可能性与现实必然性。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意识;体系化;建构
生态环境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保持良好生态平衡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共同责任。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与此同时,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全球生态系统正面临着自工业革命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当前,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生物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不仅带来公共卫生安全的世界性危机,也引发我们对于生存、意识、文明、生态安全等诸多方面的思考。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的结论,当前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已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1.1℃,且升温速率仍在加快,若不能在2030年前实现全球碳排放的大幅削减,全球升温将在本世纪内突破1.5℃的临界阈值,进而引发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生态系统崩溃等一系列不可逆的灾难性后果。与此同时,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指出,当前全球约有100万种物种正面临灭绝的威胁,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物种的灭绝风险将在未来数十年内进一步加剧,这一速度是地球历史上前五次大灭绝事件以来最快的,标志着地球正进入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时期。除此之外,海洋塑料污染、大气污染、土壤退化、水资源短缺等区域性环境问题也在不断蔓延,对人类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全方位的威胁。当前,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生物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不仅带来公共卫生安全的世界性危机,也引发我们对于生存、意识、文明、生态安全等诸多方面的思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为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乃至全球生态安全提供了遵循,其原创性贡献主要体现为:“十个坚持”: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坚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其核心是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努力探索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其中蕴含的对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科学性、价值性、人文性,实际上是从更深层次的哲学视野上带给我们关于“生态”如何实现优化、和谐、文明的思考。这种生态,不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是可以延伸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指的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和谐的生存空间与生活状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范式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哲学范式——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实践辩证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传统相结合,探索一条统筹兼顾、综合治理、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新路——“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消除贫困的协同增效,采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一系列举措,推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参与生态治理,让生态思想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使生态文明的成果持续造福全人类。”在全球生态安全遭受重大威胁的今天,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意识构建,我们不禁进一步发出这样的生态反思:气候变暖、海洋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是否与全球性工业过度开发,违背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生态原则有关?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是否给环境、资源带来了压力和挑战?我们应当如何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态文明视域来批判扬弃?我们如何辩证地看、务实地干,未来进一步增强并不断完善预防各种生态灾难的科学性、实效性?本文着力从如下四个方面来深入阐释。
一、生态的科学命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异化”批判的现代化探思
在探索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意识之前,有必要先讲清楚何谓“科学的生态”,也就是生态的科学命题。科学,从广义的社会学维度上讲主要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体现的是对世界的规律性、真理性的探索,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就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要坚持科学,就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时代、具体社会历史的实际相结合,从而得出符合本质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认为,科学是以批判为前提的。那么,在当今时代,要更好地把握科学、运用科学,首先就要弄清楚什么是批判,什么是真实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里,批判不是简单的批评、判定,不是“预设立场”后的攻讦、责备和批斗,也不是带有“狭隘立场”的利益权衡和认知,它是一种基于理性精神之上的客观性、辩证性、人文性相统一的审视和考察,是以无私为前提态度,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革命的实践。正如马克思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能“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如果“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这种哲学批判……还是片面的说明。”批判基于事实上的逻辑思维,以及正确处理逻辑知识与逻辑思维之间的关系,需要的是广泛而深厚的知识,同时还需要具有辩证的风格,实践地看待现实的生活世界,“是一种养成习惯的愿望和理智素质,它们以求真、公正、反思的精神为核心。”1990年46位批判性思维学者发布的《德尔菲报告》,把批判性思维态度概括为:求真、思想开放、分析性、系统性、自信和好奇性。可见,目前学界公认的“批判”界定总体上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批判内在一致——这是现实的批判,是对生活世界的真实的批判,是全方位的考察,这与那些片面、僵化、粗暴的攻击、求全责备有本质区别,真实的批判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历史的扬弃、是辩证法和系统论、是革命的实践。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历史的批判。我们对整体生态状况要达到清醒的认识,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坚持科学求真的精神,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考察生态危机的来龙去脉,了解其历史与现状、现状与未来可能性之间的普遍联系,既考察生态危机的历史之源头、历史之因,也考察克服这种危机的发展路径、指向何方,批判是全面的、无偏见的,只要我们想把生态问题弄清楚,想用学术的方式来解构它、分析它、批判它,就要全方位的考察和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一切落后、腐朽、僵化、违反人性本身的东西都应被批判,即使它在很多人看来不值一提。因为批判它对于我们实现合理的“扬弃”有意义,有助于发扬好的方面,摈弃不好的方面,从而实现有效的伟大认识革命和实践革命。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辩证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批判要求我们,时刻牢记二分法、牢记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坚持联系地、发展地、全面地看问题。习近平强调,“面对复杂形势、复杂矛盾、繁重任务,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我们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了然于胸,同时又要紧紧围绕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在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项;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战;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朝向,始终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坚持辩证批判的思维方法。辩证批判要求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进一步增强实践能力,否定永恒不变的僵化停滞,因为“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最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实践的批判。批判精神和批判活动不完全是一种否定性的思想和行为,它更具建设性和创造性,能够推动事物的发展,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它符合社会实践关于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要求,使我们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坚持革命性的“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强调辩证批判后的实践,“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当代中国,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实践、奋斗和精神,不断揭示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断展现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就,书写了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要尊重历史、传统对自然界的有限利用,又要在物质能量交换的过程中,扬弃过去的与当今时代不符的做法,避免竭泽而渔,在稳中求进总基调中坚持改革开放,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有机统一。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必然触及对资本主义的“异化”批判和一种人类文明更具科学性和实践张力的现代化探思。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其最终目的是要我们全方位考察和了解世界工业社会的历史,反思资本主义带来的“异化”,促使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当全球工业资本肆虐成为主导特征的今天,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弊端已大量显露,盲目生产导致的结构性失调、商品的世界性倾销、互联网信息冗余的加大、消费主义、失业危机、普遍焦虑的存在,倒逼我们走向了“反思的今天”。身处这一大的历史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建设要更加稳健发展,就必须率先焕发理想主义,全面审视和评价世界工业社会以来既有的价值、理念以及制度,也重新认识我们生存的环境以及我们自身。当前,我们基于“两个大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也是它的实践要求,既要进一步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建设,也要注重科学技术的人民性、生态化应用,还要求正视人口众多、共同富裕诉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必须走和平道路的现实性,这有别于此前把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的“简单现代化”。习近平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一种基于系统性视野、系统性反思和系统性战略的相对于传统西方现代化的更高层次“反思现代化”,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有力构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对资本主义的所有反思最终都可归结为对“异化”的反思——在世界物质生产增加的前提下,盲目生产也引发一系列恶果,突出表现为劳动异化、科技异化、消费异化、日常生活异化、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阐述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这一理论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提供了根本的理论遵循。第一,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产品作为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本来应当属于劳动者自身,但是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产品却成为了一种异己的、独立的力量,反过来支配劳动者。从生态维度来看,这种异化体现为,劳动者为了生存,不得不将自然作为获取利润的工具,为了生产出更多的商品,不断地向自然索取资源,而这些商品最终被资本家占有,劳动者自己却无法享受这些劳动成果,同时还要承受生产过程中带来的生态破坏。比如,在资本主义的工厂里,工人为了生产出大量的商品,不断地开采矿产、砍伐森林,但是这些商品的利润都被资本家拿走了,工人自己却要呼吸被污染的空气,饮用被污染的水,承受生态破坏带来的后果。第二,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劳动本来是人的类本质的体现,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对工人来说,变成了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活动,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从生态的角度来看,这种异化使得劳动变成了单纯的谋生手段,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不再关注劳动对自然的影响,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获取工资,而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也不断地压缩工人的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使得生产过程变得越来越粗放,对自然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比如,在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中,为了提高产量,资本家大量使用化肥、农药,而工人只是按照指令进行劳动,根本不会考虑这些化学物质对土壤、水源的破坏,因为他们的劳动只是为了获取工资,而不是为了保护自然。第三,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与自然的统一,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把人的类本质变成了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把人从类生活中异化出来。从生态的角度来看,这种异化使得人不再把自然看作是自己的无机身体,而是看作是满足自己私欲的工具,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被打破了,人变成了自然的征服者,而不是自然的一部分。比如,资本主义的发展,把自然看作是无限的资源库,认为可以无限地向自然索取,而不考虑自然的承载力,这就是因为人已经把自己和自然分离开来,不再把自然看作是自己的同类,而是看作是可以随意掠夺的对象。第四,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劳动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时候,必然导致人同人相异化,因为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了。从生态的角度来看,这种异化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利益的竞争关系,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人们不惜破坏生态,损害他人的利益。比如,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把污染企业建在穷人的社区,让穷人承受污染的后果,而富人则可以住在环境优美的地方,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在生态领域的体现,不同的群体之间,在生态资源的分配上是不平等的,生态正义被破坏了。除了劳动异化之外,资本主义还带来了科技异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本来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是用来解放人的,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技变成了支配人的力量,同时也变成了掠夺自然的工具。比如,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科技的进步,开发了化石能源,建立了大工业体系,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但是同时,这些科技也带来了大量的碳排放,导致了气候变化,还有化工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大量的污染,破坏了生态环境。科技的进步本来可以用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对自然的破坏,但是在资本主义的逐利性驱动下,科技反而变成了更快掠夺自然的工具,因为资本家可以通过科技的进步,更快地开采资源,生产更多的商品,获取更多的利润,而根本不会考虑科技对生态的影响。还有消费异化,这也是资本主义异化的重要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越来越丰富,但是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不断地刺激人们的消费,使得消费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资本的增殖需要。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消费的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的符号价值,人们通过消费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这种符号消费导致了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带来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比如,为了追求时尚,人们不断地更换手机、衣服,大量的还可以使用的商品被丢弃,变成了垃圾,还有为了炫耀身份,人们购买大量的奢侈品,这些奢侈品的生产过程,往往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对生态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消费异化使得人们的欲望被无限地放大,人们不断地追求更多的消费,而根本不会考虑消费对生态的影响,这也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除此之外,日常生活的异化也对生态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资本主义之前的传统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和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靠自然的馈赠生活,对自然有着深刻的感知和敬畏。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脱离自然,人们住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每天的生活就是工作、消费,和自然的联系越来越少。比如,城市里的人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自然,他们吃的食物是超市里的包装好的商品,喝的水是经过处理的自来水,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食物和水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生产这些东西对自然造成了什么样的破坏。这种日常生活的异化,使得人们对自然的感知越来越弱,对生态问题的敏感度也越来越低,也就很难形成保护自然的生态意识,这也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因为,“异化是人的劳动所带来的必然命运,特别是在私有制生产关系条件下人的外化、物化、异化是人的最突出的生存境遇。”“异化”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逐利性驱动了人性之恶的无限释放,整体系统缺乏科学的统筹和有效的节制,过度依赖市场忽略计划调控带来的资源浪费。对“异化”的反思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因为这种反思能让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注重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从而寻求我们的根本目标——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建设的科学命题: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科学认识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科学把握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科学把握生态从破坏、“异化”走向健康、复归的规律,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历史性及其内在规律,科学把握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
二、生态的文化自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力量底蕴
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命题,就生态文明建设而言,该命题的内在旨趣就是要超越资本主义的过度破坏环境阶段和避免资本主义的生态灾难。长期以来,生态安全的全球性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互联互通的整体,工业社会盲目生产导致的大量垃圾和污染造成的是系统性破坏,对社会主义中国同样带来生态上的冲击和挑战。就工业经济发展的共通特征而言,我们无法置身事外,但是我们的优势在于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秉持着发展的人民性,拥有着5000多年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尤其这种文化传统中涵盖了以节欲、修身、自律、奉献、自由为主基调的圣贤文化,以无私、公正、勤奋、为民、服务为主基调的君子文化。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化底蕴,我们完全可以反思生态,从文化自蕴中寻求文化自觉,从文化自觉中寻求文化自省,从文化自省中进一步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那么,基于我们文化自信的逻辑提问:社会主义生态意识是否有能力跳出“资本利用=生态破坏”这个定律,在避免生态灾难上“跨越‘卡夫丁峡谷’”呢?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又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考验,从逻辑上讲,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下,在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辩证统一下,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是否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能够不断矫正、优化我们的生态意识、理念和行为,进而在生态文明建设这个问题上相较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两个结合”,这促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找到了更具底层逻辑的“文化自觉”。
所谓“文化自觉”,体现的是一定文化主体的理性的主体意识或自我意识,是“对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以及自身文化在国际关系格局中所处的‘实际序位’和‘发展态势’等问题进行理性审视和深刻反思,从而对自身文化的优劣长短、国际影响力及其限度形成的自知之明。”当前,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为科学引领,把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自觉,一是要体认到中国文化中关于理想社会建设的哲学本体论——我们必须摒弃“资本”本位,坚持以“社会”为本位,更加注重系统论和整体控制论,注重个体命运与社会体系的辩证统一,注重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在协调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方面着力寻求综合平衡;二是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中找到关于生态建设的文化基因,通过这种力量来消解工业化资本全球运动带来的异化迷失。这种力量内蕴来源于我们的历史、传统和实践上对“生态”的体悟,至少包括如下四个层次。
其一,以平等精神为底色的中华和谐文化体悟。我国自先秦以来就有了包括自然在内的万物平等的思想,人天交融、天人合一这种从根本上把自然看成人类可以平等相处的对象,本身体现了一种平等性体认。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体现的是不会厚此薄彼的类平等思想,“天与人,无厚也。君与民,无厚也。父与子,无厚也。兄与弟,无厚也。”《邓析子·无厚篇》。平等性是自先秦以来中国传统思想哲学家的精神旨趣所在。虽然他们的泛爱、兼爱、无厚有别于现代意义上的权利平等,但这种从自然天道中体悟的平等性是质朴的,甚至包含自然万物不完全以人类为中心,因而产生一种更具包容性和持久力的和谐文化。除了邓析子的“无厚”思想之外,儒家学者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思想,更是将这种万物平等的和谐文化推向了新的高度。张载在《西铭》中写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天下的百姓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天下的万物都是我的朋友伙伴。这一思想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即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体的,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都应当得到尊重和爱护。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伦理,人们在利用自然的时候,会考虑到自然的承载力,不会过度索取,比如,古代的中国,就有“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的规定,就是说,不能把湖水抽干了来捕鱼,不能把森林烧了来打猎,因为这样会破坏生态,导致万物无法生存。这种思想,正是中华和谐文化的体现,它为我们今天的生态意识构建,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让我们能够从文化的深处,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从而避免资本主义那种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观念。
其二,以崇尚精神为基础的义利之辨体悟。与西方资本主义大胆言利、公开言利不同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致力于义利之辨的思辨和拷问。“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中国古人在义利观上主张见利思义、以义制利、先义后利,加之理欲观上的节制欲望、疏导欲望,展示了崇尚精神的优秀传统。刘禹锡《陋室铭》最集中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陋室不陋,原因何在?在于“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更在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种对于自然美景的歌颂,对于精神安顿的辩证哲思,对于人文科学的推崇,对于生命价值的追问,无疑可以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过程中,抵御纵欲消费、消解唯利是图的精神焦虑起到来自精神层面的守护作用。宋明理学的学者们,更是将义利之辨看作是儒者的第一要义。朱熹曾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程颐也指出:“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在他们看来,义与利是相互对立的,君子应当追求义,而不是追求利,这种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使得中国人不会像资本主义那样,把追求利润作为唯一的目标,而是会在追求利益的时候,考虑到义的要求。在生态建设中,这种义利之辨的思想,就体现为,我们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不能只追求经济利益,还要考虑到生态的义,也就是保护生态环境,因为生态保护是义,是符合天理人心的,而破坏生态来追求利益,就是小人的行为,是不符合义的要求的。比如,古代的中国,就有很多官员,为了保护生态,拒绝了那些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但是会破坏生态的开发项目,比如,北宋时期,有官员想要在西湖边上开发围田,但是苏轼知道之后,坚决反对,因为他知道,围田会破坏西湖的生态,影响当地的水利和环境,他认为,保护西湖的生态,是义,是符合百姓的长远利益的,而开发围田带来的短期的利益,是利,不能因为利而损害义。这种义利之辨的思想,正是我们今天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的重要文化基础,它让我们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义优先于利,不会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而破坏生态环境。
其三,以修养身心为前提的自由精神体悟。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来自于对资本主义“非人”的否定扬弃、是一个基于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科学推导,那么传统中国哲人的自由精神则要更加纯真朴实,它直接来自于对天道的领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经·第二十五章》,以及庄子提出“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淡矣”《庄子·外篇·刻意》。这些都揭示了道家关于人追求精神解放的思维路径:愈节制、愈自由,愈无执、愈自由,愈逍遥、愈自由。超然物外、通过精神的生命去解放形体的生命,无论庄子还是后期的陶渊明,直接的是用心灵的自由精神、诗歌加上合理的劳动,对抗现实的物质及各种名利窠臼。这种以修养身心为前提的自由精神,在任何一个时代哪怕是资本主义这样空前异化的时代,同样有其实际的哲学功用。这种对自然的向往和精神的自由,在中国的山水文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魏晋时期,随着玄学的兴起,人们开始摆脱名教的束缚,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方式。这种思想,就是要摆脱儒家名教的束缚,回归自然的本性,与自然融为一体。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山水诗、山水画开始兴起,谢灵运的山水诗,描绘了自然的美景,表达了对自然的热爱,王维的山水诗,更是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他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描绘了一个宁静、和谐的自然世界,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融合。而中国的山水画,更是强调“天人合一”的意境,画家在画画的时候,不是把自然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来描绘,而是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自然之中,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山水的形态,体现了道的规律,而仁者能够从中感受到快乐,因为仁者能够与自然融为一体。这种山水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使得中国人对自然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而不是征服感,这种精神,正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意识的重要文化资源,它让我们能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对自然的敬畏和热爱,不会像资本主义那样,把自然看作是征服的对象,而是把自然看作是精神的家园,是自由的归宿。
其四,以反思总结为动力的革故鼎新精神体悟。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演进来看,中国文化的底色中有革命的诉求。《道德经》实际上已经表征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之理,从哲学思想上确证了“革命”发端于内在运动必然性,“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卦·彖传》符合天理人心,是革命得以进行的准则,在这个过程中,借鉴思考、博采众长、持续改善成了主要的特征。直到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我们仍强调革命性的意识和行动,“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周易》中还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这一思想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革故鼎新的精神。比如,在中国的历史上,每当社会发展遇到问题的时候,都会有改革出现,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资本的逐利性,一旦走上了掠夺自然的道路,就很难停下来,因为资本的增殖需要不断地扩大生产,不断地掠夺自然,他们陷入了路径依赖,无法进行自我革新,所以才会导致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而我们的革故鼎新的文化精神,让我们能够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式,跨越资本主义的那个生态破坏的阶段,避免了资本主义的生态灾难,这正是我们的文化优势所在。
三、生态的价值向度:和谐、度、美的社会主义生态意识
从哲学价值论上讲,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的异化本质,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颠倒性”和“虚假性”,揭露其对人民幸福的戕害,呼唤一种超越性的、健全的意识(无产阶级意识)来引领社会主义运动,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的逐利、拜金、纵欲和工人被迫的异化劳动必然会导致生态破坏,因为它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经济、制度、生活方式)的扭曲性,而资本主义“颠倒”的意识形态从哲学形态上讲是僵化的、片面的,因为它既不关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也不会长久地促进生产力的健康发展,更是从生态上破坏土地生态的自然性和再生性——“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伤害的不仅是土地,还有工人,不仅是劳动,还有自然,这种“异化”,不仅强化了后农业时代的奴役人的关系,还强化了对自然的控制。
从马克思主义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两个和解”理论我们可以得知,社会主义的生态意识的构建首先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和扬弃。自工业革命以来的300多年,大工业及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张,实际上使资产阶级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意识形态上都在世界上确立了统治地位,“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世界性运动是历史性的,但是同时它的缺陷也在于这种生产方式下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包括生态资源,属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占有”而不是“社会占有”。它虽然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却是非人的、违背历史道义的。
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和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不仅可以在落后国家率先完成政治上的变革,而且在生态意识上也完全有可能培育起凝聚共识、共同理想的哲学。只要我们科学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盲目生产的破坏性——它破坏了自然、社会和人的健康,就能针对性地提出系统的、有计划的生态补偿和生态修复。它是社会力量的依托、制度(体制)的支撑,也是共识的科学性构建。正如资本主义用人性解放、欲望释放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愚昧压抑一样,面对资本主义的异化,社会主义必然呼吁回到本质。这种本质,它是对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和根本需要的认识,也是对生命本体论、世界观、价值观的实践化矫正。总体来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意识超越包含的价值向度,至少有如下三种意识:和谐的意识、度的意识、美的意识。
其一,整体系统的和谐。孔子曾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篇》其意思是君子追求和谐却保持了不同的风格,小人片面追求一致却内在并不和谐、美好。这个语境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比喻成君子,那么资本主义就是小人,因为资本主义的自私天性决定了其生产方式的异化和反人性,但是它竭力在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上维持其一致性,主要表现为抽象的平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商品倾销的普遍性等,这些共同造就了以价值单一,标准单一,审美单一,目标单一为特征的“单向度的人”。单一的价值追求使个体在生产生活上存在较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最终导致缺乏宏观上对生态系统性、整体性的谋篇布局,而且在微观上也因为过度强调个人主义,导致生态系统的无序、个体的无助,因此很有必要从认知、意识、动力、行为、后果等方面全方位地开展对日常生活批判。所以,我们提倡的整体系统的和谐从实质上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论,即要综合运用生态伦理、生态正义、生态教育、生态法治来保障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动态平衡、和谐。这种整体系统的和谐,首先体现为生态系统本身的整体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提出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断,正是这种整体和谐思想的集中体现。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山是屏障,水是血脉,林是根基,田是载体,草是肌肤,沙是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其中任何一个部分的破坏,都会影响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比如,过去我们在治理生态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就山治山、就水治水”的问题,比如,为了治理水土流失,只是在山上种树,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游的水资源保护,结果种树的效果不好;为了治理水污染,只是在水里治污,但是没有考虑到岸上的污染源,结果污染反复出现。而现在,我们推行的系统治理,就是把山水林田湖草沙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来治理,统筹考虑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实现整体的保护和修复,这正是整体系统的和谐的体现。其次,这种和谐还体现为生态正义,包括代内正义、代际正义和全球正义。代内正义,就是同一代人之间,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在生态资源的分配和生态责任的承担上的公平正义。比如,我们不能把污染企业转移到欠发达地区,让欠发达地区的人民承受污染的后果,而发达地区的人民享受发展的成果;我们也不能让生态保护地区的人民承担保护的成本,而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所以我们建立了生态补偿制度,让保护生态的地区能够得到相应的补偿,实现不同地区之间的公平。代际正义,就是不同代人之间的公平正义,我们这一代人,不能透支下一代人的生态资源,不能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发展,而破坏了下一代人的生存环境,我们要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让他们也能够享受良好的生态环境,这就是代际正义。全球正义,就是全球不同国家之间的公平正义,生态问题是全球性的,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但是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破坏了全球的生态环境,现在他们不能要求发展中国家和他们承担一样的责任,而是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生态问题,这就是全球生态正义。这些生态正义的内容,都是整体系统的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实现了这些正义,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其二,整体活动的度。马克思认为,就物化文明而言,资产阶级几乎达到了人类文明的顶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它的问题正在于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这就必然“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世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和约束,就必然表现出对自然界的过度索取、竭泽而渔。以物质和资本为价值标准,其行为必然违背质量转化定律,缺乏对整体的科学统筹,缺乏对度的把握。资本的扩张运动,全球化抢占市场兜售商品,物欲至上的价值观,既不懂过犹不及、物极必反的朴素辩证法,更不会关注劳动者的尊严和幸福。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在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就是要寻求使社会保持更好和更合乎人道的生态平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物质变换断裂理论,正是对资本主义缺乏度的把握的深刻批判。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人从自然中获取资源,生产出产品,然后消费之后的废弃物,又回到自然中,成为自然的肥料,滋养自然,这个过程是平衡的,是符合度的要求的。但是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打破了这个循环,它把大量的资源从农村运到城市,在城市里进行生产和消费,然后产生的大量的废弃物,没有回到农村,而是排放到环境里,导致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断裂。比如,在资本主义的农业中,为了提高产量,大量使用化肥,而不再使用农家肥,这样,土地的肥力无法得到补充,越来越贫瘠,而城市里的生活垃圾和污水,没有回到土地,而是排放到河流里,导致了水污染,这就是物质变换的断裂,其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没有把握好度,过度地向自然索取,而没有给自然足够的补偿。而我们的度的意识,就是要修复这个物质变换的断裂,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平衡。比如,我们推行的循环经济,就是把废弃物资源化,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重新变成生产的原料,进入新的生产循环,这样就减少了对自然的索取,也减少了废弃物的排放,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还有我们推行的“双碳”目标,也就是碳达峰、碳中和,就是要控制我们的碳排放,通过植树造林、碳捕捉等方式,把我们排放的碳吸收回来,实现碳排放和碳吸收的平衡,这正是对度的把握,我们不会过度地排放碳,超过自然的吸收能力,而是让碳排放和碳吸收达到平衡,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生态灾难。除此之外,我们还建立了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制度,根据各个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来规划当地的发展,避免发展超过了资源环境的限度,比如,一些生态脆弱的地区,我们就限制开发,重点保护,而不是过度开发,导致生态破坏,这正是度的意识的体现。
其三,整体价值的美。美是理念世界的展现。在社会生活中,美主要体现为生活世界的意味和情趣,这些意味和情趣多集中在艺术化、创造性的劳动中,如诗词、书法、绘画、音乐、戏曲等形式,或者是在实际的劳作过程中融入了这些艺术性元素,它们被人们感知、发现并体味、欣赏。但是我们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看到的是美的事实上缺失,一是艺术本身是不被尊重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二是异化劳动已经严重伤害了工人的身心。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他们超负荷的劳动,实际上使自身身心变得畸形,是不可能有闲暇去欣赏艺术的,正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的那样,“(资本主义)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生产了智能,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即使对资产阶级自身,整日的精明算计也决定了其生活灵魂的缺失,没有鉴赏美的心境和能力,“利害关系更经常地处于统治地位,再加上日常生活的单调重复,人们更容易陷入‘炫惑’的心态和‘审美的冷淡’,审美意象的生成常常受到遏止或消解。”因此,单纯追逐利益的资本主义社会,其追求的利益是单一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系统利益,片面性不仅单调乏味,而且使美失去了价值、失去了意义。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本身是一个服务于人民、集体、国家的创造性劳动,自主的而非异化的活动,是一项追求规律本身的实践活动,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与共生性才决定了它可以绽放出美之花,美变得既有价值又有意义。因为,“如果没有审美活动,人就不能确证自己的存在,人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同时,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培养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胸襟和气度。在社会主义的生态意识中,这种美首先体现为生态美,也就是自然本身的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美丽中国”,其核心就是生态美,绿水青山本身就是最美的风景,就是最宝贵的财富。比如,我们的黄山、九寨沟、张家界这些自然景观,它们的美,是自然的鬼斧神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体现,现在,这些地方成为了生态旅游的目的地,人们到这里来欣赏自然的美,放松身心,这正是生态美的价值体现。其次,这种美还体现为劳动的美,社会主义的劳动,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不是为了资本的利润,而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是和自然的互动,比如,生态农业的农民,他们不用化肥农药,而是用有机的方式种植作物,他们和自然和谐相处,这个劳动的过程,本身就是美的,他们创造的产品,也是美的。最后,这种美还体现为生活的美,社会主义的生活,是绿色的、简约的生活,人们不再过度消费,而是享受生活本身的美,比如,人们养花种草,亲近自然,参与环保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感受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正是美的意识的体现。
四、生态的意识构建:哲学意志、制度支撑与人民愿望的内在统一性
广义上的科学性,必然包涵了价值性,而价值性也必然体现科学性,因为科学应该是有关怀、有温度的,体现一定的价值导向,而价值也必然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科学性),才能实现其价值。就如中医,提倡一种追求人体内部整体性和完整性的“和谐”观,同时要求医生具有“仁心仁术”,这些价值层面的追求,实际上同时隐含了一种科学的至真之道。这是一种更广义的生命科学——关于人的系统、人的健康、人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规律性体悟。它告诉我们,片面、卑劣、单一的资本逐利不仅违背道德性还违背科学性,而仁心、正义不仅体现道德性还确证了人内在和谐的科学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立足于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以历史、实践为逻辑起点的价值理性哲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意识构建,主要是围绕“两个结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人民性、开放性、实践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实践有机结合,走出一条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建立健全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谱写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这个过程中,有机把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有效维护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之间的张力,确保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是为关键之举。譬如,我们真的能够在科技应用、商品流通与循环工业、绿色消费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路径吗?生活中的“绿色因子”仅仅是到大山建别墅、卖山货、卖矿泉水,还是从根本上倡导和保证一种以无农药蔬菜水果、素食主义、垃圾分类等为特征的极简生活模式,甚至率先核算一种超越现行GDP标准的“绿色GDP”? 毕竟,我们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要快速发展生产力改善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又要保证这种发展不以过度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生态意识既涵盖生产的发展性又时刻保持生态的反思力,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民至上的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的要求和优越性的体现,更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选择。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生态意识建构,必然的要求是体现哲学意志、制度支撑与人民愿望的内在统一性。
第一,生态意识建构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意志。古希腊人认为哲学的本质是“爱智”,体现为一种反思的力量、 批判的力量、变革的力量,其最后的目的和兴趣就在于使思想、概念与现实得到和解。哲学要实现其终极目标——人的幸福,就必须“成为意志反对现象世界”。因为实践原则,马克思主义成了“最完备的、无任何理论死角的”哲学,它“克服了以往哲学无视人的真实生活和历史的弊端,使哲学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历史性飞跃。”后疫情时代关于生态意识的探求,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哲学与时代的联系完全是内在的、必然的,而且被作为具有本质意义的基本规定。它的实践内涵,它的革命品格,它的发展宗旨以及对现实的毫不留情的批判精神,决定了我们只要且只有掌握了马克思的哲学辩证法,才能“合理地解决自由和必然、理想和现实、传统和现代、个体和类、理论和实践等一系列似乎无法统一的矛盾。”就生态文明而言,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责任也理应有能力对生态意识批判作出自己的阐释,它意味着在人的实际参与中能动地建构一个向未来敞开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志,首先体现为实践的自然观,也就是人化自然的思想。马克思认为,自然不是脱离人的抽象的自然,而是人化的自然,是和人的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态问题不是自然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生态问题,就必须改变人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单纯地去保护自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意志。其次,这种哲学意志还体现为辩证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这种辩证的思维,打破了资本主义那种把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为我们的生态意识构建提供了哲学指导。最后,这种哲学意志还体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生态问题是历史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产物,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的发展,进入社会主义,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跨越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志,它指导着我们的生态意识构建。
第二,生态意识建构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支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态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生态问题。他们明确提出: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马克思用哲学的语言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与生态文明的内在一致性:“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真正解决。”届时,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更加合理地调整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将其置于一个共同的、系统、科学的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异己力量反过来来制约我们、伤害我们,同时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的高贵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合理的物质变换。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生产力水平、治理体系、生态和谐上离“自由王国”的理想愿景还有较大差距,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生产资料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决定了其价值朝向是以人民为中心,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回到本质,是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紧张,着力构建成熟的生态制度,实现自然界的真正复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撑下,我们建立了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生态意识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比如,我们建立了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由各级党政负责人担任河长、湖长、林长,负责相应区域的生态保护,这就解决了过去生态保护责任不清的问题,让每个地方的生态保护都有人负责。我们还建立了生态补偿制度,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转移支付,让保护生态的地区能够得到相应的补偿,调动他们保护生态的积极性。我们还建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明确“谁破坏,谁赔偿”,让破坏生态的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倒逼他们保护生态。除此之外,我们还建立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用市场的手段来控制碳排放,让企业通过市场的方式,主动减少碳排放。我们还完善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出台了《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来保护生态环境,这些制度,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它们为我们的生态意识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第三,生态意识建构要体现人民群众愿望。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扎根于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生活的生产”和“现实的个人”的崇高人文价值,它真正把握了生活的真谛、实践的本性和群众的需求。从生态学的视野看,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损害了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正常人性,使“异在”成为社会“存在”,“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不得不愤怒地反抗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习近平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们着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根本宗旨在于使人民群众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越来越高,不再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而是希望有更好的生态环境,希望有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安全的食品、优美的环境,这就是人民群众的愿望。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这个愿望,我们开展了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不断改善空气质量,治理水污染,修复土壤污染,让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我们还推动全民行动,让人民群众参与到生态保护中来,因为生态保护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所以他们也愿意参与,比如,垃圾分类已经成为了很多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植树造林、环保志愿者活动也越来越多,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正是生态意识的体现,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克服资本的逐利性给人民带来的恐惧?如何从思想文化上克服以新潮、身份虚荣、超前消费等为特点的符号消费和虚假消费观念?如何克服科技的片面化、非生态化滥用、从法律上保障其走向生态化、人文化?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生态哲学、制度基础和人民愿景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要着力解决的时代课题。这三者——马克思主义哲学意志、社会主义制度支撑、人民群众的愿望,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内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志,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它为我们的生态意识构建提供了理论指导,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社会主义的制度支撑,是我们的保障,它把哲学意志转化为具体的制度,保障我们的生态建设能够顺利推进,保障人民群众的愿望能够实现;而人民群众的愿望,是我们的根本目的,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同时,人民群众的愿望,也会推动我们不断地落实哲学意志,不断地完善制度,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生态意识构建的有机整体,只有实现这三者的内在统一,我们才能真正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意识。
结语
上述四个维度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意识构建,力图通过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范式,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意识的体系化建构与生成。批判分析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业社会利弊,科学把握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从普遍性中归纳出一般性,进而抽象出特殊性,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意识如何实现建构,重点是说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和当前大势,直面全球性生态危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建设的问题,把握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时代性辩证统一的内在可能性,进而探索实现超越的现实性。首先,基于马克思主义“异化”批判的现代化探思,充分阐释生态的科学命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坚持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批判,从而推及到对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的反思,从生态的视角确证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性人民性,牢牢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与指导性:其次,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发掘中华文化底色中的平等文化、重义轻利文化、内修文化、革命文化等,找到其生态蕴涵,从而确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力量底蕴,坚持生态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再次,通过论证生态的价值向度,挖掘出三个维度的社会主义生态意识:和谐、度、美,重点说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生态方面的内在要求是整体系统的和谐、整体活动的度和整体价值的美。最后,强调了社会主义生态的意识构建要体现哲学意志、制度支撑与人民愿望的内在统一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意识构建,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意志,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支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而且这三者是内在统一的。总之,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正确处理好个人自身与自己的“无机身体”(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要求我们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论,高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实践性、系统性与人文性,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刻反思工业资本全球化运动以来的异化本质及其历史,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建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文化内生动力,着力推进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意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别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中国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23 年版。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22 年版。
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三版)(1—4 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5、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第三版)(1—3 卷),重庆出版社 2014 年版。
6、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文第一版),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7、〔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8、〔英〕戴维・佩铂:《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9、〔印〕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张淑兰译,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10、《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
11、《习近平关于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
1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
13、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1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1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16、〔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17、〔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18、〔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19、〔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年版。
20、〔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 2018 年版。
21、〔英〕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22、〔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年版。
23、〔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韩立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年版。
24、〔挪〕阿恩・纳斯:《深层生态学:阐释与整合》,雷毅译,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
25、〔美〕贾雷德・戴蒙德:《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江滢、叶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年版。
26、〔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郭小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27、〔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年版。
28、陈学明:《生态马克思主义论纲》,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
29、郇庆治:《生态社会主义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30、王雨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
31、张云飞:《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32、潘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
33、余谋昌:《生态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9 年版。
34、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35、刘湘溶:《生态文明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36、韩庆祥:《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3 年版。
37、丰子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38、顾海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39、孙正聿:《哲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40、李德顺:《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41、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43、邓析:《邓析子・无厚篇》。
44、张载:《西铭》。
45、孔子:《论语》。
46、老子:《老子》。
47、庄子:《庄子》。
48、《周易》。
49、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2021年版。[끝].





